最近发生的奶粉事件，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其中遭受最大打击的，无疑是中国六千多万婴儿的母亲们。对国产奶粉的信心被击溃之后，她们要么咬牙转向昂贵的进口奶粉，要么增加和延长母乳喂养，无论作何选择，都将加重她们的生活负担，而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这一负担尤其沉重。

　　近年来，婴幼儿奶粉市场以近20%的高速度增长，这一高增长率的基础，是高速工业化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繁荣和剩余劳动力日渐枯竭的共同结果，劳动供给从过剩到紧缺的转变大幅提高了劳动价格，从而提高了哺乳的机会成本，诱使越来越多的妇女放弃或缩短母乳喂养而转向婴幼儿奶粉等母乳替代品。据统计，中国婴儿出生四个月以内的纯母乳喂养率从1998年的76%降至2004的64%，而城市更比农村低十几个百分点。

　　这一趋势与其他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变化相一致，欧美国家在二战期间和战后重建年代，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市场，而哺乳率正是从那时开始迅速下降。与身负襁褓忙碌于田间的农妇相比，车间和办公室的环境和作息纪律显然不适合哺乳，对于她们，长时间纯母乳喂养的代价是暂停甚至失去工作，而对于刚刚脱离了自给自足经济而进入什么都要花钱买的城市货币经济的她们来说，失去工资收入是无法接受的。所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尽管过去二十多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始终在大力推动母乳喂养，但全球哺乳率仍降到了40%以下，而美国更低至30%。随同哺乳率一起下降的是哺乳期长度，传统社会长至一两年的哺乳期在工业化之后普遍缩短到几个月。

　　而在中国，城市化正以每年1%的速度推进，每年一千多万人进入城市，也就意味着有上百万母亲转用新的方式喂养她们的婴儿。城市的密集居住加深了分工和货币化，人们宁愿用货币收入购买服务而非自己动手，家电的普及和工资的上升更强化了这一趋势，专职家务劳动不再是必须的，而居家主妇已成为一种奢侈，只有高收入阶层才负担得起。因此，哺乳率不可避免的随工业化进程而下降，只有当收入水平提高到相当程度之后，在很多人能够负担得起已变成奢侈品的母乳喂养之后，哺乳率才可能重新上升。这就解释了为何世卫组织大力推行的母乳喂养运动在发达国家成效显著，而在发展中国家则难以扭转局面。

　　这一成本变迁意义重大，正是育儿机会成本的大幅上升从根本上扭转了生育意愿和人口形势，导致发达国家充分工业化之后生育率普遍降至替代水平之下。

　　城市化育儿方式创造了巨大的奶粉需求，无良厂商为抢占迅速扩大的市场不惜将质量和安全标准降低到不堪入目的地步，最终酿成大祸。奶粉事件严重打击了母亲们对婴儿食品的信心，她们做选择时会变得更加谨慎，无论转向价格高出数倍的进口奶粉，还是延长哺乳期，都将是个沉重的负担，足以让未来的父母重新评估育儿成本，对于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这一影响绝非微不足道，它将推动生育意愿进一步下滑。